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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高水远隔不断亲情 ——老红军寻亲传奇 蒋 仁 老红军李光同志,是在1934年11月,闽北红军路过家乡时,跟随去参军的,时年9岁。当时兄弟俩均要参加红军,部队领导劝其兄回家告诉父母亲,免得家人挂念。其兄回家再来时没有赶上部队,也就留在家中。 李光同志入伍后,随红五团在闽北一带活动,后随军离开闽北。在部队里很怀念家中的亲人,可又无法与家人取得联系。直到15年后,1949年闽北解放,次年想方设法与家人联系,均没有回音。参军时年龄小,记不得家住哪乡、哪村,只记得加入红军时是在崇安,讲的是崇安话,认为自已也是崇安人。1950年向《江西日报》上登过《寻亲启事》,但没有回音。自已对家的印象记得是在“江村”,又不知江村是属哪个县、哪个乡。映象中觉得江村是在崇安县,从崇安的地图中确有个“江村”的自然村,便给崇安县的“江村”发过不少信件。封封信退回均是查无此人。 60年代初,给崇安县人民武装部写了一封寻找家乡的信,并画了对家乡的印象的地图附上。草图,标明村口有几棵参天古树,村后有条小溪,小溪有个深水潭。当时崇安县正在召开县、社、大队、生产队四级干部会议,共青团代表会也同时在开。县人武部将他信转报县委。县委将信和地图刻印了90多份,分发给各个大队、生产队,并在大会上讲“老红军寻亲的事”,宣读原信,介绍家乡草图,要求各公社、各大队认真地帮助寻找,如与信有相似的情况及时报告县委。 不久,崇安县人武部给李光同志寄出一信,信中告诉他的“家”已经有眉目,但信中又说有好几家都要认“红小孩”,好几个村都说是你的家,究竟哪个是你的家,要你亲自来看看。李光同志心里非常高兴。向部队首长请假,很快就赶到崇安。赖求兴县长接见他,介绍县里情况,并建议为慎重起见,还是先与他们见见面。几天后,来了好几批要认红小孩的人,每批来的人都要和他交谈。李光同志先听别人问话,然后自已回答。谈话后觉得只有一户人家情况有点相似。便随同他们到那个村看看,结果还不是记忆中那个村子,家人的状况对不上号。 回到县城。赖求兴县长说,东面靠近浦城有几个公社,再找找看。如果不是,可能家就是在浦城的了。 在崇安县民政科干部陪同下先到五夫公社,到那里一看,没有印象,肯定不是我的家。第二天到吴屯公社,这里山山水水有印象,引起他的回忆,曾经在这一带有过活动。家也一定是这附近了。但这个公社没有找到对上号的村。第三天、便转到另一个公社,即岚谷公社,社长热情招待。带他看了几个村庄,没有一个对得上号。社长想一想又说,有个浦城人到我这里做上门女婿,他自已介绍是浦城上村人叫李启林,他嫂嫂有讲过,有个儿子很小就去当红军,现不知在什么地方,也没有来过一封信。李光同志听他介绍,心里想,“上村”“江村”语音相同,他的嫂嫂是否就是自己的母亲? 第四天李光随民政科同志来到浦城枫溪上村,一进村山山水水,映入眼帘,所有的环境非常的熟悉而亲切,一进家门有位老大妈出来迎接,母亲认出他,直叫他的小名“福米”回来啊;心情非常激动。李光同志心情也很激动,所以没有直呼妈妈,而按部队常规尊亲她老妈妈。见到母亲,怎么不直称呼?主要怕老人家过于激动生出意外。等待情绪稳定后,便解释说,我不是“福米”是福米同志的战友。他妈妈说你就是福米,我认得,是我的儿子。李光同志坚持说不是“福米”。村里干部在一旁也劝说“这里就是你的家”,我们小时候一起上山砍柴、你小,我比你大一点帮你捆柴。李光同志认为他们讲的,眼前看见到的,听到的都对得上号。现在还不能相认,让家里人有充份的思想准备,不能一时过于兴奋引起冲动。第二天就返回崇安,回部队了。李光同志回到部队向领导汇报寻亲情况,因当战备紧张,请组织安排一个适当时间回家乡探亲。 李光同志回家探亲是1964年10月,离家30年的“红小孩”正式认亲。消息传开了,全村人视为大喜事一件。枫溪当时属山下公社,公社获悉后都很兴奋,立即报告县委。县人民武装部副部长童益民同志正在山下做征兵工作。县委、县政府、县人武部委派他为代表,专程到枫溪福录村看望李光同志,并请他到城关来。盛情感人,李光同志在童益民副部长陪同下,到城关,住进县招待所,县领导热情招待,他很满意。70年代初期回乡探亲一次,1979年他与妻子儿女共5人回乡探亲。
+ i8 [9 L/ w( C$ }8 U3 Y 李光同志1984年于广州军区后勤部第十九分部顾问岗位上离休,离休后住在四川省城都市衣冠庙干休所,欢度晚年。 1992年李光同志偕夫人(医师),再次回到故乡。从枫溪福录到城关,住在县招待所。笔者采访过他,并亲切交谈。他谈的革命经历和传奇式寻亲故事,尤其是他讲到1966年母亲仙逝,心情沉重,觉得对母亲相处时间太短,很伤心。他这种把亲情、乡情牢牢记在心里,知道他的人都很受感动。 |