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年又一年，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了？

一介書生

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   
知乎上有一个提问，为什么年味越来越淡了？
当我们谈论年味变淡的时候，说的其实是过年的仪式感，没有以前那么隆重。就像大家耳熟能详的童谣：
二十三，糖瓜儿粘；二十四，写对子；二十五，磨豆腐；二十六，炖猪肉；二十七，宰公鸡；二十八，把面儿发；二十九，蒸馒头；三十晚上熬一宿，大年初一扭一扭。
现在的小孩，上幼儿园就开始打王者，吃鸡，童谣都快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了。

年味变淡，生产力提高是一个很大的原因。
在农耕时代，春种、夏长、秋收、冬藏，这是农人一年耕作的基本规律。
年节是农闲之时，基本上没多少工作，每天有大把时光用来准备庆祝节日到来。


而现代的生活方式，不依赖任何自然环境，摆脱了时间的桎梏。生产方式也是全年无休，想吃的平时都能吃到，所以对于过年便没有那么期待了。
大家的生活压力都很大，放假就是用来补充睡眠的，不用补觉出门旅游一趟回来，也该上班了。
就像很多人抱怨现在的游戏画面虽好，游戏性却不如从前了。
其实并不是游戏性差，而是我们玩游戏，缺了那种「放了假可以放肆玩，每次玩都投注心力」的仪式感。
科技的发展，时代的进步，损毁了各类守旧的过年体验，于是我们觉得年味淡了，曾经珍藏在记忆里的仪式化行动，只能在午夜梦回的时候重现。




小时候过年，村里大户人家宰杀年猪，是小孩子打牙祭的开端，只要有大人去帮忙，就可以去吃一顿杀猪饭。
朴实的人家也从不计较被吃掉多少，会挨家逐户的去请人到家里吃饭，那是村落难得的一次聚会。
解剖的时候，屠夫会小心翼翼地把「猪尿包」完整保留，孩子们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竹管，吹得像皮球一样，一群孩子能玩一整天。
父母回家的时候，会带回两捆旧报纸，一家人搅浆糊，造刷子，把破破烂烂的墙壁装饰一遍。
由于我比较小，分配的任务是看报纸有没有贴歪，字的方向是不是反了。

后来，我们家独创了一种过年必不可少的游戏，由一个人说出墙壁上的一个字（只能是标题），其他人去找，规定的时间找不到，就要接受惩罚。





陈晓卿在《舌尖上的新年》的同名书中写过一段话：

现代人活得太累、太畸形了，你需要相信，总有一种味道，像子宫一样，会无条件地接纳你。
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，而钥匙正是童年时期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。
以前过年，家家户户都乐于折腾，也喜欢交流，不厌其烦地做些传统食物，不在于贵，而在于费时费力。
上班后的我们，大部分时间懒得做饭，就算愿意下厨也总追求快速和省事，任何肉类用调料腌一下，放到烤箱烤二十分钟就是一餐。
过年的传统菜色，总是要下些工夫，往往老人们做起来更加得心应手，蹄膀炖到酥烂，腊肉腌制入味，做汤绝不含糊，取自家养的土鸡，配上笋丝、竹荪、香菇，砂锅煨出来。
一桌年菜，总是七份食材、八分时间、九成心意，才吃得出十足的年味来。大约是准备周折、制作费时，成果才格外让人有满足感。
醇厚的味道，总要加上一味时间当调料。

无论大人、孩子，都有充足的理由懒散起来，掷骰子、抢状元、打麻将，都因着“大过年的”这样的解释变得顺理成章。
脾气暴躁的人，因为是过年而拿出十分的容忍和耐心，走在街上，即使是不知道姓名，只混个脸熟的小贩，也乐于对他道声「过年好」。




究竟什么是年味？
对于80末90初的农村孩子来说，过年意味着可以吃到肉，可以穿新衣，最重要的是，可以领压岁钱，那是一年中唯一的一次零花钱。
买一身新衣服，从里到外，外套、裤子、鞋袜，全都放到柜子里，初一起来全部换上。
吃的东西虽然不比平时好多少，但至少饮料、糖果和零食多出很多，并且这个时候长辈会默许你放开了吃。
大人们也变得高兴，在外面拼搏了一年，终于可以放下压力，用赚回来的钱好好给自己的爹娘和孩子买点东西，置办一点年货，收获一些物质逐渐丰富的成就感。也可以好好地放松一下，享受一下小小的赌博或者郊游串门的乐趣。



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，留守儿童等父母回家过年，空巢老人等子女回家过年。
过年，大概是人们最迫切却也最淡定的一次等待，因为你知道既定的结果一定会来，是一种绝对笃定的存在。
一切准备妥当，只等时间刚好，或许还有意料之外的惊喜夹杂其中。
过年，不仅在于物质的充实，仪式的繁复，还在于平淡生活中的一段穷讲究、瞎折腾，在于亲朋好友甚至陌生人之间努力维持的真诚和友善，在于逐渐走远的某种仪式感和归属感。
拎上一瓶好酒，听爷爷讲讲他早年的故事，招呼一伙朋友，围一圈吹吹牛逼。吃母亲做的炖排骨，父亲做的蒸鱼，奶奶做的饺子。
年味，应该就是糖食果饼的甜香味，洒扫之后的尘土味，刷子上的浆糊味，爆竹炸裂后的火药味，是亲人和家乡的味道。
家人闲坐，灯火可亲，陪伴才是最珍贵的礼物。